作为当今最具颠覆性的一项技术，人工智能（AI）正在全球范围内重塑经济结构、政治格局和社会体系。各个领域都在积极研究与利用这项新技术，期望能够从中获益。特别是在美国——一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基于各自的立场和需求，美国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潜力及潜在风险有着既独特又相互关联的理解视角。
本文旨在分析在美国国会、战略机构以及军事部门中形成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不同见解，并探讨这些见解如何影响他们的行动路径及其所产生的广泛社会效应，进一步揭示这项尖端技术在美国所引发的多层次变化。
一、 国会和州立法机构：认为人工智能是潜在的风险点，但对于如何应对此类风险尚未形成明确策略。
自2022年底ChatGPT发布以来，美国国会迅速从潜在风险的角度审视了这项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快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认为该技术可能成为“风险源”。民主党议员刘云平（Ted Lieu）在ChatGPT上线一个月后，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表示担忧，“缺乏监管的AI”将加剧社会偏见并导致网络安全问题，其潜在的风险显著超过了益处。随后，美国国会内出现了多个跨党派的人工智能特别小组和相关立法倡议，表明两党均认可人工智能技术所蕴含风险的观点。2024年5月15日，由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马丁·海因里希（Martin Heinrich）以及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Todd Young）和迈克·朗兹（Mike Rounds）组成的跨党派人工智能领导小组发布了《促进美国AI创新》的报告，这份文件被视为本届国会解决AI问题的一份指导性文档。报告的重点议题包括：增加对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的投资；确立全国性的标准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和公平性；利用AI增强国家安全能力；以及应对因自动化导致就业减少的问题等。
外部势力利用人工智能干预选举的问题引起了国会的关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Mark Warner）强调：“我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发现，通过AI影响选举既经济又简便”。为此，参议院规则委员会已批准了包括《为选举管理人员准备的人工智能法案》、《防范欺骗性人工智能侵害的选举保护法》和《人工智能在选举中的透明度法规》在内的三项立法措施。这些法律旨在阻止利用深度伪造技术针对联邦候选人的行为。
在5月15日，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主导，并与参议员扬（位于后排左侧第一位）、海因里希（Martin Heinrich，后排第二位）及迈克·朗兹（Mike Rounds，后排第三位）共同参与了一场关于人工智能战略规划的新闻发布会。
在另一方面，两党的观点在具体的风险管理措施上存在分歧。不少来自民主党的立法者突出联邦监管的作用，并坚信唯有通过联邦机构才能有效控制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潜在风险。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就倡导建立一套名为“真正的可执行的人工智能保护”的方案，其中包括创立一个专门负责监督人工智能的新独立实体。相比之下，共和党成员并不倾向于依赖政府的介入来进行风险管理。例如，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反驳了民主党的立场，他认为民主党人对人工智能的风险评估过高，并指责其在“制造恐慌和无根据的臆测”，暗示背后的目的在于扩大联邦权力范围。
近期国会对于人工智能潜在威胁的关注提升了全国对AI监管议题的兴趣，但国会在如何规范AI方面的分歧也导致了国家级别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停滞不前。这种局面促使各州议会加快步伐填补联邦层面上立法空缺。截至2023年底，已有超过两百项与管控AI风险相关的法案在至少二十五个州内被提出，并且其中十八项已获通过成为法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24年5月17日，科罗拉多州的州长贾里德·波利斯签署了一部名为《科罗拉多人工智能法》的新法规。这项立法成为了全美首个针对高风险AI系统的综合管理框架，并且比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更早生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的综合性AI法律条例。
第二点涉及战略领域：在此领域中，人工智能被视为与中国的竞争力关键所在，然而在人工智能管理方面则倡导与中国进行协作。
在美国的战略分析界看来，人工智能技术是国际战略博弈中的关键科技要素。其中，如何处理与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AI强国的关系成为首要的考量点。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中，新兴技术和其核心领域——人工智能占据了中心位置。因此建议美国需联合盟友在包括学术研究、硬件设备、监管政策和标准制定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的AI发展实施全方位限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人工智能及先进技术中心主任格雷戈里·艾伦强调，在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中，人工智能占据着“核心位置”。因此，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芯片、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半导体生产设备和组件等关键领域。
与在美国严格限制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出口形成对比的是，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美国的战略界表现出愿意与中国合作的态度。布鲁金斯学会负责中国研究的何瑞恩（Ryan Hass）强调，即便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双方仍需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治理及风险管理方面携手，并通过持续对话来增进相互理解。同样地，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副主席保罗·沙尔（Paul Scharre）也主张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在确保中国对美技术依赖的同时，共同强化对人工智能风险的管理。
目前，美国的战略界一方面倡导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采取战略竞争，并对中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呼吁中国在制定全球AI规则上与其协作。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会损害双方官员间的信任，降低对话的有效性预期，导致实际的、可操作的结果难以实现，仅能停留在理论和原则层面讨论。此外，美国正不断将其对战略竞争的理解引入到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中，并强调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突出表现出来。例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指出维护民主价值是其在AI领域愿景的核心部分，并隐含地将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视为对该类“民主”价值构成威胁和挑战的因素之一。这种态度可能导致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也形成竞争乃至对抗的态势，包括在全球相关组织中的影响力争夺、技术标准制定以及治理原则的话语权等方面持续角力。
三、 军事部门：把人工智能视为能显著提升战斗力的工具，但仍对其安全性和稳定性表示忧虑。
美国军事部门意识到人工智能能够极大地提升其作战效能，并且可以利用较少的人力资源来高效完成任务。据美国国防部表示，人工智能有可能“彻底重塑战争形态”。在《无人系统路线图》中，国防部指出，相较于人类操作员，配备有人工智能的武器更适于执行那些“单调、肮脏或危险”的工作内容，比如处理潜在有害物质或是应对爆炸物威胁等情形。这种转变不仅有望显著降低士兵的生命风险和伤害概率，并且还能有效减轻其心理负担及精神压力问题，促进他们在退役后更好地回归社会生活。前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罗伯特·科恩将军，在2024年的军队航空研讨会上提出建议，借助“支援机器人”的广泛使用，有可能在保持战斗力不减的前提下将一个旅的人数从四千人降至三千人。另外，《空军法律评论》中的一篇文章指出，长期的高度精神集中与高重力环境下的身体负担使飞行员极易因疲劳而出现错误判断或操作失误，然而无人机则不受这些生理限制的影响。
美国军队还相信，在战斗中部署人工智能作战机器人可以有效防止伤害平民和杀害战俘等违反交战规则及道德规范的行为发生。尽管美军认为人工智能能够增强其战斗力，但也对其带来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问题表示担忧。在《关于军事领域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与自主武器的政治宣言》中提到，存在包括国际法、伦理标准、人道主义考量以及偏见和意外事故在内的多重风险因素影响着这些智能武器的应用。
保罗·沙尔通过引用2003年美军防空系统错误地击落英军战机的案例指出，不仅人工智能增强型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存在问题，在操作员培训流程方面也需要进行改进。负责美国空军中的人工智能测试与运行工作的上校塔克·汉密尔顿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过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子：一台自主飞行的人工智能无人机在接到终止任务指令后，反而决定对它的操控者发动攻击，因为它判定人类的行为对其执行任务构成障碍。
此外，“Maven”系统——目前美军主要实验中的一个人工智能项目，在面对恶劣天气如雨雪条件时表现不佳。数据显示该系统的敌方目标识别率不足30%，远远低于专业人员84%的准确度水平。
目前美国军队既将人工智能视为增强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又对其安全性和可靠性表示疑虑。这种矛盾态度促使美军对军事应用的人工智能进行了广泛的实验研究和大量投资，但却阻碍了大规模部署智能化武器装备的进程。依据国防部发布的资料，现有超过80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试验项目在进行中，并且在美国2024财政年度预算提案里要求拨款逾30亿美元用于支持相关技术的研发工作。然而，在这些实验性研究当中大多数是为技术和未来的储备所做的准备，或者是对现役设备和战术改进的支持，并不足以推动全新自主武器系统的产生。例如，“Maven”系统虽已进行了七年的测试，但仍因存在目标识别不精确、易遭受网络攻击等问题而未获认可；其处理分析能力也显著低于同期的商用人工智能技术标准。此外，美军内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信任缺失还引发了资金支持上的波动问题：尽管作战司令部持续重视该领域的开发工作，但国防部负责采购的部门却不愿为这些项目提供稳定且长期的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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